赵元任——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Y．R．Chao）（1892－1982），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精通多门西方语种，掌握多种汉语方言，是公认的“语言奇才”。他于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数学学士和哲学硕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中美两地执教和从事研究。赵元任在音乐、文学、科学等领域也卓有建树，由他谱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歌曲脍炙人口，至今仍广为流传。

赵元任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时年33岁的他已成为中国学术的重镇。在清华国学院，他除了担任语言学、语音学课程之外，还兼授物理、逻辑学等课。1928年起，他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先行者。

总结赵元任学术成果，是中国学界多年的愿望。今年，2000余万字的《赵元任全集》首批数卷将由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这项大规模工程的启动无疑是新世纪中国文化界的第一件大事，记者对此进行了系列采访。

江蓝生（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元任全集》编委会主任）：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语言学家和《赵元任全集》编委会主任，请您先就语言学方面介绍一下赵元任先生的学术地位和成就。

江蓝生（以下简称江）：赵元任先生是个很特殊的人，我认为他既是一个“奇才”，又是一个“通才”。赵先生的“奇”首先表现于他在语言方面的超人天资。他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中国各大方言区的方言他几乎都能讲。有些同一方言区中的方言点，彼此间区别细小，学起来更难，比如吴语区的中的常州话、常熟话、苏州话等等，他也都能准确掌握。他能很快地掌握一种方言的声韵调系统，很快就能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特点。真的是走到哪里说哪里的话。对这样的大师，我只能称他为“奇才”。

赵先生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但他又曾系统地学习过数学、哲学和音乐，教过物理和逻辑。像他这样横跨文理、又通艺术的人，的确是个“通才”。以他的语言天赋，加上后天独特的知识结构，注定要造就一位学术巨星。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代表作《音位标准法的多能性》是音位分析理论的奠基之作，这是现在世界各国语言学工作者必读的文献，被公认为现代语言学的经典著作。作为一名中国的语言学家，赵先生为世界语言学做出了巨大贡献。1945年，他当选一届美国语言学会会长。一个中国人在语言学十分发达的美国获得这种荣誉，足见他在国际语言学界享有极高的学术地位。

赵元任先生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一是他有深厚的国学根基，二是他掌握了西方先进的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二者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结合。赵先生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的语言事实和传统的语文学相结合，堪称中西结合的典范。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一颗耀眼的巨星。

记：您认为商务印书馆这次以巨大的投入出版《赵元任全集》，有什么样的意义？

江：人类文化是一条长河，绵延不断，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有必要对以往的历史加以总结。新世纪之初，我们来回顾上个世纪对中国文化起到过重要影响的学者，总结他们的学术成就，这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个时代的文化成就总要依靠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来体现，所以要总结一个时代的学问，就要全面系统地研究那个时代的大学者，学术大师的成果。这也是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一种积累，使之得以保存并传之万代。全集的形式可以完整地体现大师的成就，可以全面系统地反映大师的学术实践、学术发展路线、知识结构和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像赵元任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从事学术活动长达60多年，他的著作种类很多，包括论文、专著、方言调查报告，以及戏剧、诗歌、音乐和摄影作品、音像制品等等，这样丰富的文化学术遗产只有以全集的形式才能让人尽收眼底，而这样的学术成果置于我们的书架，也实在是取便学林的事情，一方面便于滋养后人，一方面也利于文化积累。商务印书馆这次投资巨大，出版这样一套“不赚钱”的大书，完全是为了文化事业，我认为这种精神值得充分肯定。

记：作为编委会主任之一，您能否谈谈《赵元任全集》的编辑工作和具体进程。

江：我有个突出的感想，编辑出版《赵元任全集》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同时也是一次严肃的学术活动。

这个工程虽然工作量巨大且任务繁难，但有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作为学术保障。编委会主任陈原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他首倡这一工程，并亲举其事，我称他为“大学者、真主编”。大到总体设计，小到用纸、版式，都经过了他的认真考虑。我忝列编委会主任之位，论年资、学力都不称职，我一再推辞但陈原先生以辞职要胁。我想，无论如何，摇旗呐喊、支持助威的工作是我能做也乐意做的。编委会副主任杨德炎先生是商务的总经理，他热心学术，不惜工本，亲自督阵。编委中有邢公畹、吴宗济、李荣、丁邦新等著名的语言学家，各卷主编和审定人都由专家担任。此外，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还为全集撰写了长达8000字的总序。全体编辑、编委对这项工程都非常重视。陈原先生一再强调：“要让所有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充分认识并理解编印这部全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活动。这部全集是有深厚学术价值的出版物，所有环节都要慎重对待。”

商务印书馆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要务必把《赵元任全集》做成“精品”的战略。具体表现在“资料求全”、“内容求真”、“编排求当”、“印制求精”四个方面。整个编辑工作贯彻了一种严肃认真的作风。用陈原先生的话：“绝对不允许按照现今的用法、写法、译法、表现法改动原文，经常记着，这是一部如实地收录一个已故的语言学大师的学术著作总集。必须保证作者原来的风貌，包括他的文献风格和个人特有的语言习惯。只有那些十分明显的毫无疑义的排印错字才可改。即使这样，也要用标签标明，以便复核者最后审定。”所以，即如方言调查报告中今昔不符的地名也只出对照表而不改动原文。此外我们还建立编辑档案，从提出疑问到最后复核都留下文字材料。由此可见，这的确是一次极为严肃的学术活动。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赵元任全集》一定能以学术精品的面貌面世。

赵新那（赵元任次女，1923年生，著名化学家，《赵元任全集》编委）：

记：1998年底，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您与黄培云先生合编的《赵元任年谱》，在编写年谱、研究赵元任先生的过程中，您作为女儿和研究者，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赵新那（以下简称赵）：有三件事让我感触最深。我常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父亲从1910年到1920年留学10年，他在自传里说自己为了多学点东西，是很渴望出去，很渴望学习的。那么，在留学期间他最主要的想法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是1914年，我父亲与任鸿隽、胡适等朋友们一起在康奈尔创办“中国科学社”，1915年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科学杂志《科学》，为了这个社和杂志，他们边念书边工作，惨淡经营，甚至节食、生病，目的就是一个，希望把科学传播到中国来，以科学振兴中华。第二件事是他1916年哈佛读博士生时，与胡适一起研究文字改革问题，胡适从白话文入手，而我父亲则从语言学方面入手。他们合写过一批提倡语言文字改革的文章，登在留学生刊物上。我父亲的文章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语言，一方面从学术上、历史上探讨语言学问题，另一方面则着重于改革方面，最后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一个24岁的年轻人，脚踏实地地做这样系统的工作，他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推进中国文化的进步。

第三件事是我父亲对音乐的投入。他以非专业的身份接受了非常正规的音乐理论、音乐创作等专业训练，成为中国写钢琴曲的第一人。后来他一直致力于保存中国民族音乐，《新诗歌集》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通过这三件事我了解到，我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推进中国文化的进步为目的。留学10年间，他从科学、语言、艺术等各个方面做着同一方向的努力。他在那个时代一直是向前看的，他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他“五四”运动时不在国内，但他的这种精神实际上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代表。

记：人们公认赵元任先生是一个“语言奇才”，有超人的语言天赋，您认为是这样吗？

赵：我父亲学语言的确很快，这主要是因为他善于掌握规律。他在广州住了一个月，就能用流利的广东话作报告。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我父亲作翻译。他在船上向湖南人学长沙话，到了长沙就能用当地方言作翻译了。而且报告结束后，竟有人跑来问他是湖南什么地方的人，我父亲为此非常高兴。后来我们移居国外，我记得常有留学生到我家来，他们喜欢让父亲听他们的口音猜他们是哪个省哪个县的人。我父亲掌握方言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因为他善于掌握规律。

记：在您的印象里，赵元任先生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赵：我父亲一是极看重朋友，他爱跟朋友通信，我们常常笑他每经过一个信箱总有信要发。再一点就是看重家庭。对我母亲的感情就不用说了，他对我们几个孩子也实在是爱极了。他每晚都要抱着我和姐姐读英文小说，每天读一段。他喜欢天文，有时会带我们拿着手电筒去看星星。我记得我七、八岁那年得了肺炎，那时候没有盘尼西林，只能用一种很烫的膏药来敷，而且要敷很长时间。我年纪小，当然不肯，我父亲就每天来陪我哄我，他让我背九九乘法表，说背完就可以摘药膏，可是九九表越背到后面越多，时间就长了。不过我就这样把乘法表背会了。现在我经常回想起这些，事情虽小，但是真的很贴心。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特别看重家庭，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全家，所以我母亲总说他的钱都花在旅费上了。

常绍民：（商务印书馆著作室主任、《赵元任全集》编委）

记：请您谈谈商务印书馆编印《赵元任全集》的选题思路和过程。

常绍民（以下简称常）：赵元任先生和商务印书馆渊源很深。1922年，他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就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此后他很多著作、译作、音乐作品都在商务出版，双方关系非常好。七十年代他回大陆探亲，又与建国后恢复的商务印书馆重新建立了联系。1980年出版了《语言问题》。今年，我们还要出版《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中文卷。此外1998年底，商务出版了由赵新那、黄培云合编的《赵元任年谱》。这部年谱极富特色，可读性很强，原始材料收集方面也很全面，这为全集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编印《赵元任全集》的想法是由陈原先生首倡的。陈原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又有很深的音乐方面的造诣，与赵元任一样，他也是学理工出身，所以他特别能够体会赵元任先生的学问和价值。

记：《赵元任全集》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常：《赵元任全集》约计2000万字，依类分为20卷，另附若干光盘。主要包括中、西文语言学著作，语言学译作、音乐作品及论文、文学译作、哲学译作及论文、科学著作及论文，还有传记、书信、日记、音像和多达五、六千帧的摄影作品。其中语言学和音乐两部分规模最大。值得一提的是赵元任先生长达76年的日记，这些日记不仅数量大，而且用多种语言写成，还采用了很多他自创的注音字母，几乎没有人能完全读懂，所以要整理出来有很大的难度。我们拟用扫描和多媒体的方式，以体现其原貌和全貌。

记：编印全集的工作量如此庞大，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出完呢？

常：我们的计划是分批出版，哪部分先成熟就先出哪部分。理想的情况是今年出版4卷，包括语言、音乐等方面，力求先反映出赵元任先生这几方面的成就。但整个全集的编印无疑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

记：全集里会不会有一些首次公开的材料？

常：肯定会有很多，包括中文、英文和西文的材料。全集的目的就在于全面呈现资料，展现赵元任先生学术生涯中一切可发掘的材料。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收集和整理材料，为以后相关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当然，资料想要收全是很难的，现在仍有很多材料散见于世界各地，但我们一定会全力去做。向海内外征集赵元任书信、手稿、图片的工作即将展开。赵元任先生的学术遗产实在太丰富了，我们大家都说，这简直就是一门“赵学”。